李登辉两国论 | 李登辉七国

初二的历史知识

1“两航谈判” 自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台后，海峡两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接触谈判是在1986年5月。这是一起因偶发事件引发的两岸谈判，台湾当局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拉上了谈判桌。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编号“B-198”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在飞越原定降落的香港启德机场后，突然偏离航线，朝北飞行，稍后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同行的另两名机械师要求回台，机上共有货物22万磅。事件发生当天，中国民航致电台湾“华航”，请其尽迅派人到北京商谈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面对这一突发的事件，台湾当局立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按照“三不政策”，就不能与中共谈判但不谈判又解决不了问题。经过权衡利弊，为避免给外界造成国共两党在进行谈判的印象，蒋经国最后决定在坚持“三不政策”的前提下，委托第三者“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全权代表“华航”与中国民航协商解决人机交接事宜。蒋经国还指示“华航”依国际惯例解决善后工作。这一不合适宜、多此一举的决定自然遭到祖国大陆的反对。祖国大陆方面认为，这纯属两个航空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当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另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催其尽快作出答复，并提出如果台湾方面认为到北京不方便的话，也可到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协商。

在经过两个星期的交涉后，1986年5月17日至20日，“中华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各派出三名代表，在香港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历史性商谈，就交接货机、机组人员和货物事宜达成协议，签署了“两航会谈纪要”。

2.“金门谈判” 80年代后期，由于台湾当局拒绝两岸“三通”，奉行单向的开放政策，限制大陆民众与台湾的正常交往，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陆居民私渡去台的现象。台湾军警对大陆私渡入台人员采取不人道的强制“并船遣返”的做法，致使台湾海峡连续发生数起大陆同胞在遣返过程中遭受人身伤亡的事件。1990年7、8月间，发生了因“并船遣返”导致25人被集体钉在船仓内窒息死亡，以及21人因遣返船被台军舰撞击落水身亡等两起惨剧，台湾军警的残暴行径遭到两岸人民的一致谴责。

1990年8月，为避免再次出现死伤悲剧，切实解决私渡人员的遣返问题，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台湾红十字组织建议，双方签定遣返作业协议，将私渡人员遣返纳入规范程序，使遣返作业在两岸红十字会组织的见证下进行。背受强大舆论压力的台湾当局，对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建议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考虑到签署协议需要实地考察遣返路线，同时也为了照顾台湾方面希望保密的要求，双方决定协商地点定在当时尚未解除“戒严”、仍是国民党“战地”的金门岛。

1990年9月11日上午，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韩长林等4人乘坐一艘悬挂白底红十字旗的铁壳船，从厦门东渡码头出发，径直朝金门方向航行。在下榻的“仁爱新庄”，韩长林等与台湾红十字组织秘书长陈长文等就两岸红十字组织参与见证主管部门执行海上遣返事宜进行了协商，并于12日签署了协议。双方本着切实解决问题、回避目前尚难以解决的两岸政治分歧的务实精神，就见证遣返的原则、对象和遣返程序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

3.第一次汪辜会谈

新华社电1993年4月27日,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主持这次会谈。这是两岸授权民间团体最高负责人首次举行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汪辜会谈”是在两岸两会于1992年达成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举行的。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就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香港会谈及两会函电磋商,双方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海基会表述内容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协表述内容为:“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在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汪辜会谈”就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青年、新闻等领域的交流进行了协商,签署了四项协议,受到了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四项协议包括《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在《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双方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确定了两会事务性协商的议题,同意就台商在大陆投资权益及相关问题、两岸工商界人士互访等问题择时择地继续进行商谈,就加强能源、资源之开发与交流进行磋商,并同意积极促进青少年互访交流、两岸新闻界交流以及科技交流。《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则商定了海协与海基会各层级负责人的定时会谈与机制。其他两项协议则由两会付诸实施。

“汪辜会谈”推动了两岸谈判进程,也促进了两岸交流蓬勃发展。但这样的大好局面后来遭到了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的蓄意破坏。1995年李登辉借私人访美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毒化两岸关系,两会协商被迫停止。

4.第二次汪辜会谈：

1998年,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气氛有所缓和。当年10月,辜振甫率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汪道涵与辜振甫在上海再度会晤。“汪辜会晤”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双方达成了包括继续进行政治、经济等广泛内容的对话及汪道涵会长应邀访问台湾的四项共识。

5.连战访大陆：

2005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前台湾行政院院长连战及国民党大陆访问团结束了在南京、北京、西安和上海等地的8天访问返回台湾。临行前，连战先生在上海浦东机场发表临别感言时表示，待到“杨柳又青了”的时候再相见。现在，伴随着连战先生的话音，台湾海峡两岸已然翻卷起和解的春潮。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很可能因为这股春潮而掀开新的一页。

·台湾问题：“外力”的存在总是将水越搅越混

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与分治，是56年前国、共内战的结果，也是当时世界冷战格局的产物。在今年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伟大时刻，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8月《波茨坦公告》作为国际法律文件，早就庄严宣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国政府对台湾享有主权的神圣地位。美国乔治顿大学法学院院长沃尔曼教授曾专门撰文指出，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主权归属，清晰得根本不需要再专门制定任何一项国际法文件来予以确认。

然而，冷战使得台湾变成了美国围堵所谓“中共扩张”的前哨阵地，也使得台湾问题与美国在东亚的地缘战略利益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湾浅浅的海水，带来了数不尽的乡愁。

90年代初冷战结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台湾岛内的政治民主化原本应该为两岸和平与统一创造历史性的契机，但由于李登辉等台独势力作祟，两岸关系悲剧性地日趋紧张。1999年9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妄图借助大国政治中利益竞争的复杂和诡异，“挟洋自重”，竭力想走一条背叛祖国、实现台独的分离主义路线。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带有鲜明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形形色色的台独势力更加猖狂。泛绿阵营为了拉拢选票，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不惜大肆煽动“台湾意识”以对抗和瓦解“中国认同”，借由“撕裂族群”疯狂地鼓吹和叫嚣台湾要“走自己的路”。2004年3月20日的台湾大选将这种人为的“蓝绿对立”以及“中国与台湾”的对立推进到了新的高度。陈水扁虽然在2004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重申了“四不一没有”，但由于台湾当局台独主张未变，一切为了票源的“逢中必反”政策不变，台独势力早就一直在争取的“共投、制宪和正名”的可能性仍在提升，“去中国化”行动在台湾岛内也不断发展。

面对两岸局势的浓浓阴霾，2005年3月中国大陆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并由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四点建议”向台湾当局昭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台独的决心和愿意对话的善意。

两岸局势从90年代初一路走来，可谓风雨飘摇、几度经历危机。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台独势力竭力利用各种国际因素对抗中国大陆的主权诉求，坚持走台独冒险主义道路；二是因为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台湾问题事实上成为了大国角逐的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台湾当局也频频出招，利用自己手中的“民主牌”、“民意牌”和“经贸牌”等手段，妄图达到台独目的；即便无法实现实质台独，也要在法律、文化和观念等领域与中国“划清界限”。台独势力背后各种“外力”的干预与影响，一直是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动荡最深刻的根源之一。

中国政府一再严正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然而，国际关系中实力对比的微妙现实，以及大国政治中私利至上的权力本质，客观上也难以完全厘清台湾问题是“国内”、还是“国际”问题的界限，更让台湾问题总是随着东亚政治的变化而起伏跌宕。

·两岸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连战先生此次率团访问大陆，不仅和胡锦涛总书记进行直接对话，建立起了海峡两岸党对党的沟通与协商机制；最重要的是，两党领导人时隔59年的握手，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两岸中国人有决心、有能力自己解决两岸分歧与冲突；建立台海两岸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新架构，不但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两岸政治家可以共同开创的美好前景。

随着亲民党主席宋楚瑜5月5日赴大陆访问和目前正在商讨中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的来访，两岸政治人物直接对话的新现实已经出现。台湾的陈水扁“政府”尽管在短期内还不会实质性地跟进，从而借助连先生访问的东风彻底开启两岸当局者之间对话的大门，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当然，我们对连战访问能否带来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改变和多大程度上触动民进党政府还不能盲目乐观。然而，台湾岛内真正着眼于人民幸福和华夏子孙共创民族振兴的各种政治势力，事实上已经无法躲避两岸政治对话的大潮。正如连战先生4月29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所提到的，他的来访是顺应“民意潮流”和“历史潮流 ”的双重结果。连战来访与中国大陆方面所达成的广泛成果，是90年代到现在15年间两岸关系没有出现的历史转变，是开启两岸未来发展历史新进程的“钥匙”，更是国际社会在若干个月之前还很难预期的伟大愿景。

对于东亚的国际关系来说，连战先生的此次访问，是打破台海僵局、转变两岸关系长期紧张的重要时刻。台海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符合东亚各国人民的利益，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合作。两岸政治对话进程的启动，将开始扭转90年代以来台湾政局发展一直不利于中国大陆的消极趋势，给台湾问题增加了前所未有的两岸沟通对话的积极因素。在这一历史时刻，在东亚地缘政治环境中，台湾问题难得一见地开始出现向“中国大陆”倾斜的建设性态势。这无疑将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赋予中国政府更多的主动性来与其他国家讨论普遍关心的台湾问题。

同时，对于出于牵制中国崛起的各种国际势力来说，两岸中国人自己在台海问题上逐步开始走出困境，建立起包括广泛经贸联系、军事信任措施以及更深层的社会互动基础上的“紧密型”联系，无疑能打击他们与台湾加强军事与战略联系的政治意愿，让那些想要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做手脚以防范所谓“中国威胁”的势力头脑要“清醒”一些，在和台独势力“眉来眼去”时的热情要多少“收敛”一些。虽然不是现在，也很可能还有漫长的时间，但历史终将证明，在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对抗，而在后冷战时代又由于台独势力的挟洋自重而导致的“外力”介入台海事务的过程，从此次连战先生访问开始，将逐步进入一个“衰退期”。

中国政府此次抓住历史机遇，与中国国民党一起开创两岸政党交流新时期的抉择，沉重地打击了台独势力，扩大了岛内维护现状与稳定的主流民意，为防止台海局势失控、逐步消除台海紧张这一长期的区域热点问题，提供了最为坚实和可靠的路径。在和平、稳定与发展为主题的两岸关系务实开拓的历史潮流带动下，台湾问题的“降温”将会给东亚区域合作带来新的生机，也有可能逐步促成东亚多边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建立

6.胡萧会

4月12日，萧万长应邀出席在海南举办的博鳌论坛，并实现了“胡萧会”。尽管萧万长是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参加，但他的另一身份是台湾新当选的“准副领导人”，因此这次胡锦涛总书记与萧万长的会面，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标志。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萧万长时提出“四个继续”，即“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将继续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推动两岸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磋商，继续关心台湾同胞福祉并切实维持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继续促进恢复两岸协商谈判”。萧万长则表示，“政策要开放，态度要务实，步伐要稳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才能走得顺，也才能为两岸人民创造更大的利益。希望能‘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为两岸关系开创互信、互谅、互助、互利的新时代”。萧万长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十六字方针”是马英九准执政当局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主张。

半个月之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访问大陆。胡锦涛主席在会见连战时指出，当前台海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两岸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成为新形势下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主张。

可以说，在新形势下，海峡两岸“双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成为海峡两岸关系改善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7.吴伯雄访大陆：

2008年5月27日-30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了大陆。吴伯雄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并挥毫题词“天下为公，人民最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吴伯雄举行了会谈。胡锦涛强调，在国共两党和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台湾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希望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继续依循并切实落实“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以富有成效的努力，扎扎实实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实际进展，增强广大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胡锦涛高度肯定吴伯雄为促进国共两党交流对话和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高度肯定国民党坚持“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所指引的两岸关系发展方向。胡锦涛指出，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积极发展两岸关系的立场和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台湾民众的肯定。

8.第二次陈江会

第二次“陈江会”是2008年11月在台北召开的，尽管发生过抗议事件，但还是达成了包括基本实现“大三通”在内的六项协议。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谁最先提出两国论？

日本战败归还台湾的时候就有台湾人不愿意回来.美国人在老蒋退守台湾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不过蒋介石父子支持一个中国.

7月到8月发生是国家大事有什么？、要30条。谢谢了。

一箭三星发射成功

2020年8月23日10时27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05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多功能试验卫星、天拓五号卫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43次飞行

台湾光复这个伟大胜利对世界有何历史意义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宣告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结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这一天即为“台湾光复日”。60年后的今天，回望台湾光复的历程，倍感台湾光复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一、台湾光复，洗雪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遭受的奇耻大辱，是中国人民英勇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成果。

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依据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日本还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国势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列强在华的争夺走向激化，把中国推向了被瓜分的边缘。而日本则迅速崛起，取得了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开始跻入侵华强国的行列。

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台湾后，还妄图吞并全中国，由此引发了中国的全国性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战胜国。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由败而胜，因而得以洗雪甲午战争的历史耻辱，一举收复东北、台湾。可以说，收复台湾，是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巨大民族牺牲、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成果和应得报偿之一。

二、台湾光复，表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这无疑进一步加固了日后两岸统一的历史依据和国际认同。

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中，参战最早，时间最长，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单独抗击日本法西斯达十年之久。中国抗日战争对于稳定东方反法西斯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迫使日本放弃北进，推迟南进，有力地支援了苏、美、英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使盟国得以顺利实施“先欧后亚”战略。如果没有中国的坚强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进程将被打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两个战场，即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仍抗击着日本7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中国战场始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之一。盟国陆军没有参加对拥有100余万兵力的日本陆军最大的战略集团中国派遣军的作战，相反，中国远征军却先后两次入缅，参加了印缅战区对日本南方军和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并担负起缅南防御和缅北反攻的主力。

正因为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并得到世界的公认，因此同盟国在战时就通过《开罗宣言》，确认台湾归还中国；在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刻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再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并且在战后，盟国支持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及盟国间的协议，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日本也不得不履行将台湾归还中国的承诺。

三、台湾光复是两岸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在反侵略斗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成为两岸统一的心理基础。

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在日据时期，多数台湾民众始终如一地坚持台湾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把台湾和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前有武装抗日、后有文化反抗运动直到光复，进行了长达50年的反日斗争。抗战期间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斗争的台湾同胞达5万人之多。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牢牢地植根于两岸人民心中，成为两岸统一的民族心理基础。

四、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台湾归还中国的国际法文件。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巩固了日后两岸统一的国际法律基础。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四项有关台湾问题的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即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均明确无误地确认或承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在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主要国家，都以多种方式对《开罗宣言》等的法律效力及台湾回归中国予以确认。

1949年11月1日，英国外交官在下院作证时说：“是根据《开罗宣言》，中国当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对该岛加以控制，并在此后一直行使着对该岛的控制。”

1950 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声明确认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通过的决议所重申的对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要求一切国家避免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由外力控制的政权，或谋求特权。声明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明确表示“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同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杜鲁门的声明。他说：“中国人治理台湾已有四年，美国和任何一个盟国都没有对这一占领的权威性提出疑问。当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时候，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律师的疑问。这是被认为符合过去的承诺的。”

尽管在冷战前期，出于政治需要，某些国家官员在个别场合曾经对《开罗宣言》的法律性质表示过质疑或异议，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在正式场合或公开文件中公开否认过《开罗宣言》等文件的法律效力。相反，《开罗宣言》等在一些国际文件中屡屡被引为法律证据。1972年中日建交时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再次承诺遵循《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表示：“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有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

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两岸在台湾归属问题上没有分歧。而李登辉主政台湾后，纵容、扶植“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台独”势力日渐嚣张，李登辉、陈水扁置基本事实和国际法于不顾，先后抛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等“台独”谬论。但是，现代国际法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也没有任何根据能证明台湾地区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原则已经被联合国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和中美建交以来的七位美国总统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现任总统布什对这一立场的强调还要胜过他的前任。”鲍威尔任美国国务卿时明确指出，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不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这依然是我们坚定的政策。”

五、台湾光复，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复兴枢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和两岸和平统一同步进行。

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被称为中国的“东南之锁钥”、“腹地之屏蔽”。

台湾雄踞于我国东南海疆，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很好的掩护作用。如果经过抗日战争，中国没能收复台湾，或者台湾被“托管”，那么，我国东南沿海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台湾海峡是联系我国东海和南海两大海区的捷径。如果台湾没有回归祖国，中国就丧失了对台湾海峡的控制权，南北两大海区的战略联系就很难建立。这无论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是国家安全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作用。

中国是一个陆海大国。台湾以东海域是我国的战略出海口和直接进入太平洋的唯一通道。位于台湾岛东北海面,归台湾宜兰县管辖的钓鱼岛列岛附近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过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我国东部海底资源勘探，得出的结论是，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油田之一，钓鱼岛附近水域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如果台湾没有回归祖国，就等于封锁了中国走向太平洋的门户；同时，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周围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就将属于他国所有，中国的海土疆域将大大缩小；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空前发展，世界各国都纷纷向海洋进军、向海洋要资源的今天，中国也就不能成为海洋大国和世界强国。

冷战时期，美国在西太平洋构建了一条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的反共包围圈，用于围堵中国，遏制苏联。台湾正是这一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现在冷战虽然结束，但美国对中国仍然实行“接触”加“遏制”的政策，台湾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武器。

上述情况表明，台湾是否回归祖国，事关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事关中华民族能否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问题。

抗战胜利是中国复兴的枢纽。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表明，台湾回归祖国是形成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祖国统一则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因此，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和两岸的和平统一同步进行；没有两岸的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必将受到阻遏。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的历程，进一步巩固了未来实现两岸统一的历史、法律基础和国际认同，尽管祖国统一的进程还会面临很多曲折和风险，但只要我们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升综合国力、推动社会进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朝着祖国统一的方向迈进，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并取得两岸人民的支持和配合，祖国统一的目标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就不可阻挡，这是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国防资料

一、安全形势�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际安全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大国关系复杂，多种矛盾斗争交织，但相互借重、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国际舞台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各国仍把发展经济、创新科技和提高综合国力放在首位。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新的世界大战不会发生。�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许多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已摆脱金融危机，经济逐步恢复增长，前景看好。绝大多数国家把振兴经济、加强对话与合作作为主要政策取向，坚持在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有关国家继续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争端，不断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10+3）的合作在经济、金融领域逐步展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明显走向缓和。中越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南海地区形势基本保持稳定。

但是，世界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加，天下还很不太平。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某些大国推行"新干涉主义"、新"炮舰政策"和新经济殖民主义，严重损害许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威胁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在处理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严重挑战。一些国家以"人道"和"人权"为借口，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特别是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向南斯拉夫联盟发动军事攻击，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消极影响。军控与裁军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消极事态，特别是有关国家仍在继续研发和试图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及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国际社会防扩散和推动裁军进程的努力受到损害。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国际竞争空前激烈，金融和经济风险增加，经济安全问题为各国所关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继续拉大，两极分化状况更趋严重。

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出现新的起伏，因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因素引发的冲突和战乱不断。一些国家继续扩大军事集团、强化军事同盟和谋求更大军事优势，严重影响了国际安全与稳定。各种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给国际社会不断带来危害。环境、毒品、难民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

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消极因素有新的发展。美国进一步强化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双边军事同盟，推动研发并计划在东亚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日本确定"周边事态法"等，违背时代潮流。联合军事演习在本地区有增无减，不利于国家间建立信任。影响朝鲜半岛安全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南亚地区形势仍不稳定。在南海地区蚕食中国主权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有的域外国家也试图插手南海问题。

台湾海峡局势复杂、严峻。李登辉悍然抛出所谓"两国论"的分裂主张，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对一个中国原则采取回避和模糊的态度，台湾分裂势力图谋以各种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严重破坏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这是造成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国内有人企图推动国会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还有人企图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日美修订的防卫合作新指针，始终不明确承诺不把台湾划入其欲军事介入的"周边安全事态"范围。这些行为助长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危害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

中国的发展与稳定，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维护地区安全新秩序，是中国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国将继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维护、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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