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精神,拼出一片新天地的改革志气 杀出一条血路英文翻译

本文目录一览：

• 1、八十年代的改革和目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异同
• 2、中原突围，王震告诉部队：杀出一条血路，让中国人民永远摆脱苦难
• 3、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 4、198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的经济特区有哪些

八十年代的改革和目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异同

80年代的改革至少有以下8个亮点：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成就了改革开放的共识。胡耀邦亲自组织并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其直接目标是破两个凡是，其结果却使全党全民的思想冲破牢笼，进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对于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商品经济等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从而在全党全民成功凝聚了共识。其后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对禁区的突破。

二、以安徽省小岗村28户农民的生死契约为标志的包产到户，解构了人民公社的制度框架，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加之首先在农村发展了商品经济，8亿农民从连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到各项农产品都绰绰有余，城里人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这就使得改革成为了亿万民众的自我解放，也因此而获得了全民拥护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势如破竹，无力可档。

三、与思想解放运动相伴随的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使数百万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领导干部恢复了名誉，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能执行改革开放政治路线的工作岗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批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高级干部，获得了重返工作岗位的历史性机会，他们义无反顾地在改革方向上列阵，一如既往地秉承自己年轻时参加革命的初衷，拼力迎来人生的晚晴，从各个方面冲破阻力，开创激动人心的改革局面。如今这些人大多虽已经远去，其人声政声却长留人间。

四、起用了一大批深刻反思了文革痛切教训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这批由返城后又接受高等教育的知青以及部分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低年级学生为主体的中青年，经历了文革的惨痛，又在开放的条件下汲取了禁锢多年的人类先进的思想文化，放开眼界看到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并自觉将改革中国的现状当成了自己的事业。随着他们的逐步成长，各条战线和各部门各单位都具备了推进改革的势能。

当时有一个很好的社会氛围，随着强调发扬民主，这部分人与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有顺畅的上下互动。他们对于改革的思想与建议能够直达天听，而领导者的意图往往也能直接贯彻下去。这就使得上下形成合力，具有很高的效率。

五、各条战线和各地区不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改革样板和典型人物，从有争议而到最后获得社会正面的肯定。如最早卖炒瓜子发家的“傻子瓜子”严广九，裁缝出身的制衣厂厂长步鑫生，其后以承包著名的印刷厂厂长马胜利，还有农村发展过程中涌现的鲁冠球等乡镇企业家等等。文艺界、思想界也不断出现有影响的人物和作品。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虽然由于自身的局限及形势的变化而落败，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摧垮旧秩序引领新潮流的作用，使改革前有榜样后有追兵，一浪高过一浪。

六、深圳等经济改革特区由于负有“杀开一条血路”的历史使命，并且任命了有历史担当、有政治远见、有开拓精神的领导干部掌舵，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引领改革的作用。使得改革虽然经历潮起潮落，却依然有可以固守的阵地。

七、国务院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为改革的主管部门，各省市政府也相应建立了体改委。国家体改委下设机构中包括影响力很大的体改研究所（后改为院），凝聚了一大批很有活力的中青年专家。此外，中央还设立了农村政策研究室，专门研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还设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这些安排使得改革获得完善的组织架构，使改革的启动深入发展获得有效的组织保障。

八、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汇合成了改革的一个良好的外部性。80年代的改革使全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识焕然一新，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包括近邻日本）都以肯定和欢迎的态度关注中国的变化，并给予支持和帮助。中国那时也虚心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其实敢学习才是制度自信最鲜明的特征），并积极引进外资，使改革获得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原突围，王震告诉部队：杀出一条血路，让中国人民永远摆脱苦难

（全文约5000字）

1946年6月26日，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30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

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

中原解放区是由抗战时期的鄂豫皖解放区演变而来。

1939年初，李先念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1月，根据中央指示，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

1941年初，挺进大队与其他活动在河南、湖北两省的游击队共同组成新四军第五师。

1945年10月，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先后到达鄂豫皖边区与第五师会合。

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中央局和中原军区，任命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副司令员，王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到1945年，全区人口1500万，正规军5万余人，民兵30余万。

但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之势，使这里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

而当时解放区内的武装依旧处在的分散游击状态中，根本没有大规模作战能力。

到1946年1月，中原解放区的面积已缩小到抗战胜利时的十分之一。

国共重庆和谈时，中共中央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让出包括鄂豫皖解放区在内的八个解放区，以换取在北方部分省份建立民主政权的建议。

但是，由于中原解放区的地理位置万分重要，如能坚持下去便可牵制国民党军相当的兵力，遏制国民党军沿平汉、津浦两路大规模北进和东进。

因此，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所发的第一份电报就是给中原局的。

他在电报中说：“中原迟早是要放弃的，因为你在蒋介石家门口走动，他睡不着觉；但你们现在还不能走，要把他的部队拖住，以有力地配合华北和东北的行动。”

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坚持下去，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此时的中原解放区已经逐步被压缩到以宣化店小镇为中心的狭小区域，除了数万人的野战部队，还有40万老百姓，由于国军的严密封锁，给养越来越困难。

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大多是深山区，土地面积窄，粮食收成低。

国民党凭借停战协定，对解放区进行严密封锁，人员、物资，特别是大米、面粉等生活必需品，一律不准进入。

这让本来就供给困难的解放区雪上加霜。

据当时的《新华日报》记载，“他们吃树皮草根，每天两餐稀饭，病员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滋养和医药，忠心耿耿的司务长因为筹不到给养而自己上吊了”。

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八千多名编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同时，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干部和伤病员被秘密向外转移。

但转移出去的人毕竟是少数，中央要求中原军区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法斗争”。

1946年初，在共产党一再要求下，军调部负责调停中原纠纷的第九执行小组在豫皖交界处的罗山县召集国共双方军队代表开现场会。

国军代表是驻守罗山的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驻守信阳的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共军代表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王震。

王震揭发，陈鼎勋部抢占中原解放区的光山县，是全国最早破坏停战令的部队；宋瑞珂部在停战令下达之后，悍然进攻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

陈鼎勋这个川耗子和宋瑞珂这个天子门生在铁证面前满脸通红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只能用冷笑来掩饰自己的狼狈。

由于美方的努力斡旋，艰苦的谈判之后，最终签署了《罗山协议》。

协议规定：“共产党能够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

但是，协议依旧是一纸空文。王震离开罗山三天以后，中原军区“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

3月，马歇尔一行到达汉口。

李先念提出中原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目的自然是离开这块四围之地。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反对，认为一旦移动部队，必将“惹起误会”，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遵守”，移防之事可留待“执行整军计划时再行解决”。

周恩来十分震怒，指着张治中揭露道：“文白的意思是让我中原官兵饿死以后或者被围歼以后再谈‘移防就食’之事吗？”

张治中脸红筋胀，连连摆手否认，“绝无此意，绝无此意！”

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周恩来甚至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做成一笔买卖：

由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两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换取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

买卖还没做成，周恩来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将在五月到九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马歇尔派出军调部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

周恩来到达宣化店对于中原军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

李敦白当的情报令李先念“骤然清醒”。当夜，周恩来即与中原军区领导人详细商讨了一个秘密突围计划。

全国内战不可避免，这是1946年6月中旬以后共产党人的判断。

蒋介石确实决心已下。6月10日，他在讲话时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

6月14日，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旨在充分提供军火装备的《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

3天后，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退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卫两地；退出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退出山东胶济路沿线、苏北·····。

此时，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帮助下已经基本完成调动和部署，位于内战第一线地域的总兵力已经达到160万。

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毛泽东陷入两难的痛苦选择中。

如果内战爆发，与国民党军作战实力相差悬殊，将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面临巨大的危险。

毛泽东很重视美国人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的援助法案，以及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还是激怒了毛泽东。

6月19日，毛泽东致电各大军区：“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接着，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华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

6月22日，面对中原军区请示立即突围的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

中原局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

深夜，毛泽东起草了这封具有 历史 意义的电报：

6月26日晚，驻宣化店的军调执行小组成员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中原军区部队秘密集结后开始突围了。

演出结束，国民党代表提交了一份“据了解共军正在集结突围”的备忘录。

美方代表提出要见李先念，此时李先念已经离开宣化店十五公里了。

共产党代表说李将军身体欠佳已经休息。而李先念接到报告后立即策马连夜赶回。

27日一早，美方代表看见中原军区司令部里一切如常，操场上仍然还有士兵在操练。

而李先念躺在床上，美方代表问候了几句，放心地走了。

他的身影刚一消失，李先念再次上马飞驰而去。

这天下午，留守的鄂东独立旅司令员张体学邀军调小组打麻将，旋又上山打猎，刻意营造了一派祥和气氛。

当天夜晚9时许，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到达平汉路附近，张体学则在宣化店设宴，代表李先念宴请军调执行小组。

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张体学站了起来，他告诉军调执行小组：鉴于国民党军屡屡践踏停战协议，甚至准备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被迫撤离宣化店。

宴会当然进行不下去了。

美方、国民党方的代表吵嚷、咆哮，指责共产党不讲信用，中原军区部队擅自行动。

张体学安排军调小组乘上 汽车 驶往武汉，然后率鄂东独立旅迅速离开宣化店，消失在大山深处。

无论如何，引发重大 历史 转折的事件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

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人数最多的一支从宣化店向西，那是国民党军认为最不可能突围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纵横。

从宣化店南面突围的王树声率领的是一批经历过抗战的老战士，尽管出现大量的伤亡，部队还是突了出去。

向东突围的皮定钧部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平汉路。中原军区让皮定均承担掩护任务，其实是抱有丢卒保车打算的，皮定均自己也有牺牲的准备。

但是大家都没想到他能带着部队突出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皮定均为正军级干部，可授中将也可授少将，评衔名单上原来给皮定均报的只是少将。

毛泽东通常情况下不插手十元帅十大将以外的授衔，但他对皮定均“中原突围”的印象极其深刻，看到名单后遂指示：“皮有功，少晋中。

李先念、王震率领的突围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下，不得不分兵突围，希望借以分敌之势。

不料，由于敌情不明就贸然行动，王震部强渡丹江，立刻钻进了敌人预设的圈套，在一个叫鲍峪岭的隘口被截成了两段。

官兵拼死奋战，冲出去一部分，最后检点人马，这一仗又损失过半。

与此同时，李先念遭到了胡宗南部的阻击。

蒋介石担心李先念的部队“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影响陕北”，于是连续三次电示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

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横在了李先念部进入陕南的路上，而在中原军区官兵的身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十五师正在逼近。

李先念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对面的这道山梁。”

在向陡峭的山梁发起拼死冲击的时候，三十七团官兵在炽热的火网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

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腹部迸裂，肠子流了出来，倒在地上依旧呐喊不止。

陡峭的山梁上没有树，官兵们把刺刀插进岩缝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离敌人阵地只有十米远的时候，官兵们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弹。

这个让中原军区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于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处。

整整四十一年后，这里竖起一座“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

经南化塘激战，中原突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8月初，仍在突围路上误打瞎撞的李先念竟派出一个谈判小组到西安找胡宗南。

这个时候还对蒋介石集团抱有一线希望是最让人无法理解的。

这个谈判小组的成员有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泽东19岁的侄儿毛楚雄。

毛楚雄等三人离开部队，在去西安的途中，在宁陕县东江口镇被胡宗南部扣留。胡宗南得到报告后，立刻下令将毛楚雄等三人活埋。

中原军区的官兵转战在深山中，粮食断绝。

王震部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前来哭诉，说有官兵把他没有长熟的洋芋挖出来吃了。

身体虚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边的步枪朝天连续射击。

王震亲自给老乡写了张字条：“1946年7月，三五九旅路过此地，把这家老乡的东西吃光了，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

写完了他觉得还不放心，又写了张布告贴在树干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

部队继续前行的时候，王震站在路边的一块岩石上，对着衣服破烂、鞋不裹脚的官兵们说：

@中途岛中原突围，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当时这惊心动魄的四天四夜，成为解放战争史上永恒的经典。

为了民族摆脱苦难而先承受苦难，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面对的规模巨大的战争由此开始了。

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自觉地、持续地、全面地展开这样的改革和开放。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法宝，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发展趋势和历史意义作了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建立人民共和国以来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创举，是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鲜明特点。它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对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也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改革开放是我党在经历了艰苦探索、吸取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之后作出的义无返顾的战略选择。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十年浩劫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处于十字路口：要么按照“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走下去，在僵化的体制内束缚任何创新和探索。其结果是使社会主义难以获得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民难以摆脱匮乏的物质文化生活，使国家难以追赶世界上领先的发达国家。要么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对本本教条的迷信和崇拜，突破体制和观念的重围，“杀出一条血路”，其结果是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使中国人民得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摆脱封闭，走向开放；摆脱愚昧，走向文明；摆脱落后，走向进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其清醒地认识到，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社会主义，任何别的道路都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毅然地选择了后者。由此而来的中国巨变已经被世界所公认，为历史所记载。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有三个主要动力：一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动力；二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动力；三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强大动力。这三个动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这三个动力，有了这个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就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新的探索和完善，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的有力提升。这样的突破、跨越、探索、完善、提升，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来竭力完成。

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自觉地、持续地、全面地展开这样的改革和开放。有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为只要按照西方模式、实行“休克疗法”，就可以从西方乞求得到足够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认可，结果却是国家倒退几十年、人民蒙受巨大灾难。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抱住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放，拒绝改革开放，距离世界发展潮流越来越远，结果同样是国力贫困、人民生活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没有走“全盘西化”的歪路，也没有走自我封闭拒绝变革的绝路，使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中国大地上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西方某些战略预言家的“历史终结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终结了，历史在这里开始了新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十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在于我们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全球化发展规律和执政党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认识。这种规律性认识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自于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更来自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本身。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即“十个结合”：“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十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认识，也解答了国内外不同人群对中国改革开放成败是非的困惑和误解。这“十个结合”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在于一系列的平衡协调：如整体稳定和重点突破，渐进量变和激进突变，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坚持原则和灵活应变，近期需要和长期战略，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自下而上的创新和自上而下的协调等等。这“十个结合”也说明：改革开放作为一场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定的条件下，改革开放需要有所取有所舍，有所为有所不为。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可逆转，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新世纪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基于两个根本前提。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又寓于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之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特征。这是我党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因此，改革开放的总方向和总目标没有变，而改革开放的具体任务和重点目标将有所深入有所创新。

根据十七大报告的部署，新世纪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必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结合，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相结合。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要深化文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人民凝聚人民。要促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基本卫生制度，健全社会基层管理体制。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要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简言之，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迎接新挑战，破解新难题，跨越新障碍，夺取新胜利。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近30年来的历史进程和5年来的新经验都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我们坚信，坚持改革开放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法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的经济特区有哪些

经济特区

2018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特区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是对外经济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最能代表改革开放形象的地区。因此，我们今天来谈谈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导，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的重大决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提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划出一定地区，利用其毗邻港澳台、华侨众多的优势，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出口特区”名称改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2010年5月，批准霍尔果斯、喀什设立经济特区。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is year mark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ere the first locations in China to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ir dynamic economic exchange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ke them the best region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fore,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talk about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ere initiated by Deng Xiaoping, and established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This was a far-reaching decision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to promote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April 1979 the central leadership took up Deng Xiaoping’s suggestion and decided to designate certain areas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as “special export zones” that would open first by exploiting their geographical locations nea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nd their close ties with overseas Chinese. In May 1980 the name “special export zones” was changed t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in Augus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Fifth NPC decided to buil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Guangdong’s Shenzhen, Zhuhai and Shantou, and Fujian’s Xiamen. In April 1988 Hainan Special Economic Zone was established, and in May 2010 Xinjiang’s Khorgas and Kashi were added to th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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